一帧自由的小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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戏台是模拟人生寄托幻想的地方。大幕拉开，便是与现实隔断。如其说开始看戏，不如说进入一出活脱脱的梦。所谓人生如戏，亦即戏如人生。假做真时真亦假，台上和台下，戏里和戏外，有时是真假难分的。
所以，俗话说，“演戏者一痴，看戏者一痴”，意谓演戏的人和看戏的人，全都入戏了，就把戏台上的事当了真。《虞初新志》里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：
明季吴县洞庭山，乡有樵子者……尝荷薪至演剧观《精忠传》。所谓秦桧者出，髯怒，飞跃上台，摔桧，殴流血几毙。众咸惊救，髯曰：“若为臣相，奸似此，不殴杀何待！”众曰：“此戏也，非真桧。”髯曰：“吾亦知戏，故殴；若真，膏吾斧矣。”
这个大胡子的砍柴人，性子真够直爽的。他恨秦桧，真实的秦桧和他隔代，他打不着，自然，不隔代的话，他也是打不着的，所以，他只好打演秦桧的演员来出气。可以想见，殴杀奸臣在他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情。往远点说，这正是那个时代奸佞当道的曲折的反映。
这就是戏曲的力量。在舞台上，借由他人的故事放大自己的梦想。现实可以是无情的，是无奈的，但这梦有一双看不见的翅膀，在小小的舞台上空自由地飞翔。
《牡丹亭》不例外的也是一个梦。首先，它是汤显祖的一个梦，排在了“临川四梦”之首；其次，它还是自古以来，所有心藏爱情的人们的共同的大梦。就像那个莽撞的樵夫，看戏的杜丽娘、柳梦梅们终于可以坐在舞台下驰骋自己对自由爱情的无限向往了。或者说，终于为他们实现不了的梦想，为他们压抑已久的感情，找到了自由放飞的广阔空间。
据史料记载，《牡丹亭》一问世就四下风靡，“家传户颂，几令《西厢》减价”，多少青年男女为之痴迷，为之掬一捧泪。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里，彰显情欲的《牡丹亭》没有遭到禁演，简直是个奇迹。礼教社会原本森严壁垒，倘若青年男女都像杜丽娘一样没有顾忌地自我选择，在卫道士们的眼里，岂不乱了套吗？
《牡丹亭》全篇贵在一个“情”字。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与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”。在《牡丹亭》之前，诗歌、传奇都有大量吟咏爱情的名篇，也有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，但鲜有作家把爱情上升到“死而复生”的境界。《牡丹亭》构思的巧妙高超，全在“死而复生”这一裉节上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死而复生”的前提，在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爱情。在杜丽娘“没有爱，毋宁死”的背后，其实是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的呐喊和抗争。汤显祖有意无意地表达出了对杜丽娘个性解放的礼赞。剧中，杜丽娘走出深闺，不由得发出“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”的感叹。这一句戏词，真是富有象征色彩。春天难道是可以禁锢得了的吗？
《牡丹亭》算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吧。爱情，自由的爱情，在那个时代，虽然还只是一个梦，可毕竟有人做这样的梦，至少，在舞台上，还有机会实现这样的梦。说《牡丹亭》是一曲进步的戏，意义正在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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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的学者都认定，《牡丹亭》写于明代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年）。这一年，汤显祖已经49岁。一个年近半百，终日在衙门内忙于政务的七品芝麻官，为什么要写一部《牡丹亭》？他为谁而写？他写给谁看？
看看汤显祖的生卒年月就可以知道，他一生大部分活动时间，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。众所周知，明代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年代，而万历帝照例昏庸无道，其时政治腐败，厂卫横行，在种种高压态势下，知识分子普遍噤若寒蝉。但朽烂不堪的明王朝，江山日薄，也已露出愈来愈大的败相；思想解放的曙光，开始从专制黑暗的缝隙，露出微弱的光芒。就在小小遂昌知县汤显祖在县衙里构思他未来的“临川四梦”时，革职回乡的顾宪成，开始聚集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，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，“东林党”由此成形，以飞蛾扑火的勇气，屡屡向极端的王朝发起大无畏的冲击。
放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，《牡丹亭》的写作就绝非偶然。汤显祖的思想，原本来自于明代最著名的“异端”人物李贽和达观和尚。他是以“情”为武器，向程朱理学宣扬的“理”和“性”发起进攻。他是借杜丽娘之口，试图呼吸极度缺乏的自由的空气。一个人到了知天命的年岁，就该这样为自己的终极理想而写作了吧。在《贵生书院说》一文中，他这样写道：“天地之性人为贵”，“大人之学，起于知生。知生则知自贵，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”。从人出发，这是最朴素的人道主义。《牡丹亭》之所以感人，正在写出了“人”的最真实的情感和需求。
板结一块的封建礼教，终于在《牡丹亭》里裂开一道缝。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表面上看，只是对青年男女婚姻自由的禁锢，其实，这是整个封建社会高度独裁专制的折射。《牡丹亭》敢于冲出封建礼教的樊篱，某种意义上说，就是对封建专制整体的轻蔑，是对“存天理灭人欲”彻底的反动，是对给人以自由的自觉不自觉地呼唤。
为了摆脱残酷的礼教桎梏，杜丽娘为后来者留下了一帧爱情的小像；而汤显祖，不啻是为未来留下了一帧自由的小像。虽然朦胧，但弥足珍贵。
请灌溉这朵“牡丹”
一切艺术形式中，最直接打动人心的自然是音乐。“锦瑟无端五十弦，一弦一柱思华年”。不过，同属于音乐类，有阳春白雪，也有下里巴人，更有个别的独特品位，标准殊难界定，比如对中国戏曲，同是大文豪，鲁迅先生对京剧深恶痛绝，而金庸先生却是赞誉有加。所以，从一个固定标准去讨论戏曲，总不会有一个坚实的根基。不过，许多大文人对于昆曲的钟爱，《牡丹亭》的词句之美的确起着很大的作用。在王华《俞平伯的后半生》里，有一段好玩的描写，“俞先生的嗓子不如夫人，还爱跑调，甚至五音不全，但他排起曲子来，那板眼之认真，那神情之严肃，都让人感动”。“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，朝飞暮卷，云霞春轩，雨丝风片，烟波画船——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”，遥想俞先生沉浸其中的样子，和俞府热闹的场面，真有点恨自己“余生也晚”了。
《牡丹亭》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它对昆曲之贡献，还因为它乃出自一位绝代奇才之手。《明史》中说汤显祖“蹭蹬穷老”，是一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物。这样的人如非天才，早就会湮灭无闻，可如果天才没有作品传世，也会是相似的命运。汤显祖却具备了这两个缺一不可的条件。另外，汤显祖天生的“非圣无法”的叛逆性格也实在令他的文学同行汗颜。他做官时能把辖区内的囚犯放回家里过年，不等朝廷处分，即辞职扬长而去。这种狂态反映在作品里，便是对女子性心理细致入微的大胆描述，即使在今天，也有令人心潮澎湃的力量。新文化运动虽然呼吁反封建，呼吁妇女解放，可是作家的胆气和能力似没有及得汤显祖者。人们也未听说有哪位女子读了什么人的书，而发生断肠而死的现象，而《牡丹亭》却拥有这种魔力。有人称其“二百年来，一人而已”，实不为过。
像俞平伯先生、白先勇先生，都是从小听昆曲的，自然对这种剧目有着深厚的感情。无论是俞先生，还是白先生的时代，昆曲已经变得罕有人问津，或许他们的情有独钟很大程度上有着挽留剧目的用心。目前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似乎一代不如一代，“五四”之后，传统的东西，无论精华糟粕，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淡漠。新东西太多了，还没来得及认真思考一番，时代又发生了巨大的变迁。无论新旧都不能得到好好整理，新的不能实施，旧的已经越来越陌生。目前的年轻人读莎士比亚的十个人也不会挑出一个，更何况汤显祖呢！如果连静下心品味一杯茶的时间都不给自己留，他又怎会去看《牡丹亭》呢？
有一位朋友告诉我，他平时对于文化是“崇洋媚外”的，昆德拉的小说让他“服死啦”，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写不出这样的书。可是他见了外国人，却又觉得别扭，从形象上就感到隔膜，和读过的书中想象的迥然不同，于是他疑心读书时心里设想的背景还是中国的。经过一番冥思苦想，他得出结论：在知识上他大大受益于外国，可情感上仍是中国式的，很难改变的。这话说的很有意思，其实也有几分道理。我们毕竟是在中国生长，是传统的产物。前些天接到他的电话，说现在每晚都抽出一个小时，读一些中国古典作品，似乎比以前更能理解，得到了另一种感受。他的话给了我不少启示。我们不能苛责青年人，因为就我们这些即将踏入不惑的人，对传统文化又有多少客观精微的认识呢？
杜丽娘们的生活时代
人生常有“生而不得”的痛苦与悲愤，比如爱情，尤其在封建思想禁锢人心的年代，爱情绝对是个奢侈品。别说很难遭遇爱情，即便遇到，也不一定能得偿所愿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人们对于爱情的想象和憧憬便显得尤为珍贵，而正是这种珍贵的想象和憧憬刺激着爱情故事的发生。
在中国早期的爱情故事中，同生共死是最主要的表现主题，如娥皇、女英之于舜帝，孟姜女之于范杞梁。又如南朝民歌《华山畿》中的动人传说：一位南徐士子在华山客舍里见到一位佳人，爱慕不已，回到家中就相思成疾,吞下女子的信物而亡。当葬车经由华山客舍时，任由鞭打，拉车的牛也不肯前进一步。这时，女子梳洗装扮后，对着棺木唱道： “华山畿，君既为侬死，独活为谁施？欢若见怜时，棺木为侬开！”棺木应声而开，女子跃入棺中，棺木闭合，二人得以合葬。殉情的故事还有韩凭夫妇，《孔雀东南飞》里的焦仲卿和刘兰芝，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只是在这几个故事中，“死同穴”已不能满足人们对爱情的向往，人们宁愿相信，一对至死不渝的爱人在死亡之后，仍然相亲相爱，通过超现实的物体呈现形式，来获得圆满结局，如韩凭夫妇化身的相思树，焦仲卿和刘兰芝化身的连理枝，梁山伯和祝英台化身的双蝶。
人们对于爱情的想象越来越大胆，特别当现实社会越残酷，人们越可以用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来编织美丽坚贞的真情。《太平广记》中的《离魂记》篇有载，王宙与倩娘青梅竹马，互相钟情，却不幸为张父破坏，将倩娘另许他人，王宙悲痛地远走他乡。半夜上船之即，发现倩娘追来，二人遂出走蜀地，结为夫妇，育有二子。后因倩娘思念父母，与王宙回家探望。王宙先至，才发现倩娘一直卧病在家，而与自己生活了五年的竟然是倩娘的魂魄。设想奇幻、情节离奇的写作手法却有着极其浪漫的表现力，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渴望。
然而，人们对于爱情的想象还不止于此。至真至诚的爱情能使人死而复生，开始出现在古人的爱情传奇里。据《本事诗》传，博陵崔护年少英俊，才气过人。有一年清明时闲游都城南庄，口渴，讨水于一位面若桃花的女子。回到京城，崔护一心扑在诗书之上，准备考取功名。第二年的清明，崔护思及少女，又一次来到南庄，只见桃花依旧，而少女已不知所终。于是惆怅的崔护只能以诗言情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
又过些日子，崔护再来到南庄。刚到少女家门，便听见一阵哭声。这是那位少女的父亲，他声泪俱下地指责崔护说：“你杀死了我的女儿。”原来，那少女看到了崔护的题诗后，郁郁寡欢，若有所失，随后不思饮食，一连数日，卧床不起，终致身亡。崔护听了，痛惜不已，急步看望已经死去的少女，在她身旁流着深情地眼泪。说来奇怪，少女竟然悠悠醒转，又过了半日，便活了过来，二人遂结为夫妇。
人们对于爱情的想象到了这里，似乎已经到达极致。不意在明朝晚期，竟然出现了《牡丹亭》这样的故事：书生柳梦梅梦遇少女于梅花树下，从此思之念之；而南安太守之女杜丽娘，也在梦中遇一持柳书生，从此愁闷消瘦，一病不起，乃至死亡。三年后，柳梦梅赴京应试，借宿于杜丽娘落葬的梅花庵，得遇杜丽娘的游魂。虽人鬼殊途，二人情深意浓，遂定终身。幸得丽娘阳寿未尽，开棺后即起死回生。虽误会重重，阻挠多端，结局仍然是书生高中状元，皇帝赐婚，才子佳人终成眷属。
在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时代，男女主人公“因梦定情”，超越了现实生活的禁锢与无趣；杜丽娘“因情而亡”，正延续了早期爱情故事的主题表现形式；通过“死而复生”来获得爱情的圆满，无疑正符合了古人对爱情的神往：复活的不只是生命，更是在死气沉沉的社会里的美好爱情。这种“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”的可以超越生死的爱情，承载着人们对爱情至上的赞颂和对美好事物的殷切希望。
时间过去，早已不是杜丽娘们的生活时代了，从《华山畿》到《牡丹亭》中所表现出来的至诚的爱情，仍然能带给我们一份美丽与期待，让我们相信：天上人间，真爱至上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