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金瓶梅》在历史上一直毁誉参半。它常被人称为“古今第一淫书”，“坏人心术”，“决当焚之”。甚至在被翻译到英国、法国时，也被划为禁书。但也有学者予以高度评价，称其为中国世情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，是“上承《水浒》与宋元评话，而下开清初小说中诸名作的一部伟大作品”。迄今为止，由这两种评价出发的著述及考证文章已是非常之多。
有趣的是，最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食货金瓶梅》一书却全然抛开了这些评价，作者侯会另辟蹊径，竟从小说中钻入了晚明社会经济景观的牛角尖。
《金瓶梅》所述之事发生于北宋政和至宣和年间，但作者兰陵笑笑生却是明代人，大约生活在十六世纪初到十七世纪初的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。侯会认为，书中指涉应为明代嘉万时期的人物时事。而“没有哪一部传统小说像《金瓶梅》这样，以全部精力关注着市井百姓的经济生活。书中经济信息之多，堪称中国小说之最”。
事实上，晚明社会一直是学者们兴致盎然的研究对象。白谦慎在《傅山的世界》一书中称之为“令人振奋或战栗的时代”，这个时代的繁荣景象与普遍的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携手同行。到万历年间，明朝已经享有两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。随着对外贸易急剧扩张，不仅中国和世界的连接变得更加紧密，而且，从南美和日本输入的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市场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。商品经济的繁荣、商帮的形成、市镇的兴起，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。
这时，生活在山东运河边的大商人西门庆一家又是如何生活的呢？侯会首先根据白银对大米的购买力，换算成现今的人民币，一两白银大约价值二百一十元人民币。然后，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了西门大官人的各项生活用度，从饮食到穿衣、交通、住房，算了一笔细账，如西门庆众妾凑银子摆的一席酒宴大约相当于人民币六百元，打发轿夫的钱大约十几元人民币，百姓家的房价大约在每平米两三百元人民币，李瓶儿一件貂鼠皮衣大约合一万元人民币。
《金瓶梅》巨细靡遗地记录下这些数字，似乎透露出当时所发生的一切都与金钱有关，人与人的关系也莫不如此。追逐金钱、耽于享乐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。美国历史学者高彦颐论及当时兴起的城市文化说：“士绅和工商，男性和女性，道德和娱乐，公众和私人，哲学和行动，虚幻和真实，这种传统的二元性区分变得模糊不清，二者之间的界限在不断游移，那些与城市文化相关的艺术，更倾向于诉诸感官的刺激，具有娱乐性、戏剧性和商业性，拥有较多休闲时间的城市居民发展出自己的娱乐需求，戏曲、小说、江湖切口、笑话以及消遣性读物变得日益流行。”
侯会在书中观察到，西门庆的纳妾实际上是一种攫取财产的方式，“穷”金莲与“富”瓶儿之间的生死纠葛、众奴才和众帮闲的嘴脸，也都是在金钱欲望驱使下的人性表演。
当金钱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一种尺度时，人们在精神上已陷入颓弱状态。白谦慎指出，“印刷文化的勃兴，导致了中国印刷史上由讲求书籍质量到注重书籍数量的转变。信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流动着，人们的阅读习惯也从精读转变为泛读。”由此演化的一个结果是，“晚明的文人固然继续作诗，但鲜有惊人的成就，正如徐世溥所言：万历五十年无诗。”
晚明社会的经济繁荣，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大规模的对外贸易。弗兰克在《白银资本》一书中说，明代中国向世界源源不断地输入陶瓷、丝绸、水银、茶叶，还有锌及铜镍合金(各国铸币的材料)，由此造成了巨大的顺差，并成为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“秘窖”。另一方面，不论比起当时或以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，明政府向人民征收的税项是很少的，以至大量财富留在了民间，民间商业活动变得越发频繁。
彼时，商人的地位虽有提升，但仍缺乏制度性的保障，商人必须依附于现存的政治等级制度方能生存。在《金瓶梅》一书中，亦官亦商的西门庆的财富积累过程颇能说明问题。西门庆从小小一个药铺老板，短短几年内成为山东数一数二的大财主，并做上了当地的提刑官，其秘诀是攀附权臣蔡京，结交大小官吏，把持垄断生意，索贿受贿。他的大部分生意都来源于官商勾结与金融交易，而不是靠天吃饭的农业。在仍然挂着重农抑商旗号的当时，西门庆可谓是个异类。
在当时普遍的政治腐败情势下，西门庆可谓是个明白人。但更多不明白的商人却随时面临着财产被剥夺的可能，正如布罗代尔所言，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都毫不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。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，它最终被可以称为极权的国家所制服。
在侯会看来，在《金瓶梅》的商人形象中，苗天秀更能代表当时一般的本分商人形象。苗天秀在一次出行中，被仆人谋杀，其财产却因此被众人瓜分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杀死他的其实是一帮与其不相干的人，京城的蔡太师、西门庆、众多衙役、厮仆等等。晚明商人的处境由此可见一斑。
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依附性人格随处可见。政治等级仍居高位，财富等级忝居其后，商人依附于官员，众妾、仆人、伙计、帮闲依附于商人。《金瓶梅》描述了这样一副光怪陆离的众生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