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越剧在短短几年中取得迅速发展，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心、引导是分不开的。袁雪芬曾说过：“越剧是幸运的，因为它较早地得到党的关怀，尤其是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关怀。”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，便有意识地开展越剧界的工作，引导越剧工作者走向进步，走向光明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上海的形势很复杂。一部分身份比较暴露的党员难以公开活动，相当多的一些新文艺工作者又脱离群众，看不起地方戏曲、曲艺，认为这些都是小市民的东西，没有想到利用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。除了在京剧界有少数党员外，在地方戏曲各剧种中都没有党员开展工作。随着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，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开始注意在地方戏曲界打开局面，而越剧正是开展工作最早、最有成效的一个剧种。
（1）地下党关心、支持《祥林嫂》的编演。
前面已经讲到，越剧《祥林嫂》被称为“新越剧的里程碑”，在越剧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。这出戏的编演，是受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心、帮助、支持的结果。
雪声剧团的编导南薇改编鲁迅小说《祝福》，起因于读了一篇丁英写的分析评论祥林嫂形象的文章，而丁英即中共地下党员丁景唐。
丁景唐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时是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，他原属上海地下党学委系统，1946年初转至文委系统，当时公开的职务是《文坛月报》的编辑，在党内负责主持“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”，领导一些党员在文艺青年中开展工作。“联谊会”于1946年2月4日成立，成员都是青年，活动搞得很活跃。他们有一个基本态度：想方设法占领一切可以占领的阵地，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工作。与越剧界的接触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的。
抗战胜利后，丁景唐的一位大学同学受著名藏书家、吴兴嘉业堂刘承干子媳之托，约他为他们办的刊物《前进妇女》写稿、拉稿。丁景唐除约了中共党员田钟洛(袁鹰)、周绮霖、赵自等写稿之外，自己也写了两篇文章，其中一篇即为《祥林嫂——鲁迅作品中之女性研究之一》(写于1945年10月，发表在11月出版的《前进妇女》第二期)，署名黎扬。1946年2月他以“沪江书屋”名义自费出版论文集《妇女与文学》，用笔名丁英，评祥林嫂形象一文亦收入其中。
《妇女与文学》一书出版后，通过各种社会关系送到读者手中。一天，丁景唐偶然遇到青年会中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吴康(原名范树康，1939年3月由丁景唐介绍入党，当时在地下党学委系统负责中学区委工作，解放后曾任上海仪表局党委书记)，他说起自己有个妹夫(南薇)在袁雪芬的雪声剧团当编剧，要丁景唐设法介绍友人去和他联络。丁送给他一本刚刚出版的《妇女与文学》，这本书很快到了南薇的手里，其中的《祥林嫂》一文触发了南薇把《祝福》改编成越剧的念头。
这个时候，另一位参加“联谊会”的中共党员廖临的党组织关系也转到丁景唐那里。廖临原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，爱好戏剧，当过业余话剧编导，当时帮《时事新报》影剧版义务编稿，取得一个“影剧特约记者”的名义。丁景唐要他以“阿康哥(指吴康)介绍我来认识你”的名义去同南薇交朋友，廖临因此而结识了南薇、袁雪芬。廖临的爱人童礼娟也是中共党员，原就读于中德护士学校，该校党员多，在学生运动中很活跃，党支部书记即林佳楣。童礼娟毕业后在中德医院当护士，同时与丁景唐领导的女同志戴容等在“上海市妇女联谊会”从事妇女工作。“妇联”是上海民主团体中影响很大的一个，领导人为许广平、雷洁琼、胡子婴。“妇联”在《联合晚报》的副刊“妇讯”、在《时事新报》的副刊“妇女生活”，就是童礼娟、戴容顶着许广平的名义编的。童礼娟在采访中觉得，象袁雪芬这样纯洁、自重、正直、有强烈求知欲的女演员实在罕见，便与她交了朋友，并帮助她与进步妇女界建立了联系。为改编《祝福》，袁雪芬去许广平家拜会、征求意见，就是由童礼娟建议和安排的。以后，许广平给予袁雪芬多方面的关心、爱护和支持，并嘱咐她遇事可找于伶商量(于伶当时是地下党文委成员)。